张仲景对眩晕致病因素（痰饮）的论述

眩晕是目眩和头晕的总称。目眩以眼花或眼前发黑、视物模糊为特征，头晕以站立不稳或感觉自身或外界景物旋转为特征，二者常同时并见，故统称为“眩晕”。轻者闭目即止；重者如坐车船，旋转不定，不能站立，或伴有恶心、呕吐、汗出，甚或昏倒等症状。

一、历史沿革

眩晕是临床常见病证，最早见于《黄帝内经》，其中有“眩冒”“目旋以转”“眩”等多种称谓。唐代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始称“眩晕”。

历代文献中将眩晕称为“眩”者众多，虽其记载仅为“眩”而未提及“晕”，但从其病机及临床症状或治疗方法来分析，该处所言之“眩”，所包含的意义实际与眩晕之义相同。例如《灵枢·卫气》云“上虚则眩”；朱丹溪云“无痰则不作眩”。张景岳云“无虚不能作眩”，其在《质疑录》中论“无痰不作眩”时曰“眩者，头晕也，眼有黑花，如立舟车之上，而旋转者是也”。这一解释明确了“眩”代表眩晕之义，即把眩晕称作“眩”。

历代文献中有关眩晕的相关病名记述还有很多，如“风”“眩”“眩运”“虚眩”“风晕”“旋转”等许多不同的称谓，即便同一医家在同一文章中对眩晕范畴的描述都会出现多种，在描述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区别。历代医家还将晕分为“血晕”“气晕”“痰晕”“火晕”“湿晕”“暑晕”等，名称虽多，但其与眩晕范畴有关的命名无非包括了定义眩晕的两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眼黑或眼花视物模糊；二是感觉自身或外界景物运转不定，感觉部位定位在目与头。故后世医家多以眩晕命名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《黄帝内经》认为眩晕属肝所主，与髓海不足、血虚、邪中等多种因素有关。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“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”，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云“木郁之发……甚则耳鸣眩转，目不识人，善暴僵仆”，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“厥阴司天，客胜则耳鸣掉眩”，《灵枢·海论》云“髓海不足，则脑转耳鸣，胫酸眩冒”，《灵枢·卫气》云“上虚则眩”，《灵枢·大惑论》云“故邪中于项，因逢其身之虚……入于脑则脑转，脑转则引目系急，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”。

张仲景认为，痰饮是眩晕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，对各种原因导致的痰饮眩晕进行了详细论述。痰饮水湿停聚体内，一方面使气机运行受阻，阳不上承；另一方面痰湿本身也可上犯导致眩晕。

金元时期，对眩晕的概念、病因病机、治法、方药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刘完素主张眩晕的病机应从风火立论，其在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中言“所谓风气甚，而头目眩运者，由风木旺，必是金衰不能制木，而木复生火，风火皆属阳，多为兼化，阳主乎动，两动相搏，则为之旋转”。而朱丹溪提出了痰水致眩学说，其在《丹溪心法》中强调“无痰则不作眩”“痰由火引动”。李东垣认为眩晕与脾胃关系密切，其言“夫饮食失节，寒温不适，脾胃乃伤……脾胃一伤，五乱互作，其始病遍身壮热，头痛目眩，肢体沉重”。李东垣认为眩晕多为脾胃受伤后，不能行其运化升清的功能，清不守上，浊不守下，清浊互干所致。

明清时期对于眩晕的发病又有了新的认识。张景岳指出“无虚不作眩”，其在《景岳全书·眩运》中指出：“眩运一证，虚者居其八九，而兼火兼痰者，不过十中一二耳。”张景岳认为其虚或因“上气不足”或因“髓海不足”，而妄行作劳、忧思恼怒、饮食失节、脾胃受病等是导致眩晕的主要致病因素。《医学正传》云：“大抵人肥白而作眩者，治宜清痰降火为先，而兼补气之药；人黑瘦而作眩者，治宜滋阴降火为要，而带抑肝之剂。”此外《医学正传》还记载了“眩运者，中风之渐也”，认识到眩晕与中风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。